从8岁到48岁，韦唯一直在唱歌，一直在奔跑。常年高强度的工作让慢性疼痛在体内不断累积，最终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——那时的她连一个微笑、一次吞咽都会引发剧痛。 她抛下一切，独自隐居泰国深山，在孤独中与病痛相处。一开始，她以为自己很快就能下山，但命运跟她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 花了3年的时间，在医学治疗与自我疗愈中，慢性疼痛逐渐消退。然而，就在她准备下山与孩子们团聚时，一场刹车失灵的意外将她再度推回命运的谷底。为求生而撞树的选择让她活了下来，却也造成脊柱断裂。她不得不回到山上，治疗和康复，又是漫长的6年。 走过人生的至暗时刻，韦唯重返舞台。当她出现在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，和意大利音乐剧演员吉安·马可·夏雷提一起唱起《夜来香》《夜上海》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等上海老歌时，熟悉她的观众发现，韦唯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 从前的她性情豪迈、嗓音宽厚，擅长驾驭《亚洲雄风》这样的“大歌”。如今，当她在舞台上唱起《夜来香》，没有呐喊，没有炫技，只是浅唱低吟，娓娓道来。她的歌声仿佛从黑胶老唱片里穿越而来，蜕变得更柔软、更深沉。这是被时光打磨过、被疼痛亲吻过的歌声。 演出结束后，褪去华服的韦唯依然神采飞扬。漫步在上海的夜色中，她与友人纵情唱起《夜来香》，享受夜晚的安宁和自由，以及音乐和友谊带来的内心的充盈。她笑着感叹：“这才是真正的夜上海！” 1991年，韦唯演唱了电视剧《上海一家人》片尾曲《相信那一天》。她用充满力量的声音唱出“要生存，先把泪擦干；走过去，前面是个天”，成为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。 1993年，韦唯首唱上海东方电视台台歌《风从东方来》。同年，她登上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东亚运动会开幕式，和歌手刘欢一同演唱《崛起的东亚》。1998年，她首唱上海旅游节主题曲《共同的节日》，27年过去了，熟悉的旋律依然在传唱。 韦唯：我的儿子们上中学时，有一天给我打电话，说，妈妈，我们在上海，外滩的夜景太美了！我对他们说，妈妈在外滩唱过歌，1998年，《共同的节日》录制的时候，整个外滩都是我的舞台。儿子们还感叹：东方明珠塔，你不知道有多漂亮！我说，等等，儿子，东方明珠塔也曾在妈妈的歌声里点亮。那是1993年，我唱了《风从东方来》。 上观新闻：1993年，首届东亚运动会在上海举办，你在开幕式唱了《崛起的东亚》，闭幕式又唱了《鸽子》。开闭幕式都是同一位歌手，这并不常见。 韦唯：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，我和刘欢唱了《亚洲雄风》，1993年在上海，又是我和他，唱了《崛起的东亚》。没想到，开幕式刚唱完，回到家没两天，突然接到邀请，让我去唱闭幕式，跟西班牙歌唱家胡里奥合作《鸽子》。 我很早就知道胡里奥，很喜欢他的歌声，但我们怎么唱到一块儿呢？伴奏带寄给我，我一听，他的风格太好了，非常温柔，非常悠扬。所以这一场运动会两首歌，我唱出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，很过瘾。 上观新闻：那是一个澎湃的时代，需要澎湃的歌声。《亚洲雄风》现在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。你觉得这首歌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力量？ 韦唯：《亚洲雄风》的确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共鸣。那个年代歌曲的传播方式很特别——通过听众来信和电话点播来决定流行度。当时广播电台每天统计点播量，《亚洲雄风》的点播电话多到让线路瘫痪，来信投票更是呈现压倒性优势。这种全民参与的选择过程，让这首歌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之声。 那时候中国办亚运会，有几亿元的资金缺口，老百姓都自发集资办亚运，哪里有捐款箱哪里就有这首歌。后来，火炬传递到哪里，哪里就有这首歌。学校的早操也会放这首歌，后来好多人跟我讲，他们高考复习就是听着这首歌给自己打气的。 韦唯：那是新工体正式开放后第一场球赛，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，韦唯回来了。因为下山后，网上一搜我的名字，全是“韦唯死了多久了”。 在山上待了那么久，重回舞台，一切都需要重新适应，我连烫头发都不会了，红色的长袍也是从朋友那里现找的。站在新工体再唱《亚洲雄风》，感觉时光开始倒流了，不知道哪儿来的感动，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我听到有人呐喊，感觉这首歌将过去和现在连接到一起。 韦唯：《夜来香》是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，但老不让我唱。那时候来上海，有时候要连续工作一天，甚至排练到凌晨两三点，才能吃上一顿饭。吃完饭，走在大街小巷，上海迷人的夜色就出现在眼前，让我想起这首歌：“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” 这次收到意大利音乐剧演员吉安·马可·夏雷提的邀约，站在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上，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唱一些情歌，一些与上海、与上海的夜色有关的歌。 韦唯：演出前我去他的休息室，看到观众送给他的礼物堆满了房间。有人说他是音乐剧天使，有人说他是音乐剧铁人，他们说的都对。 干我们这行的，都得是铁人。我从14岁开始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几乎天天都有演出。到了一个地方，乐队、舞蹈队、舞美队的人可以挤出时间出去玩，但歌唱演员必须回去睡觉，白天睡好了，晚上才能唱。 我佩服吉安的一点是，过去20年，他几乎天天在天上飞着，到一个地方就唱，唱完就去下一个地方。这对一个男高音的要求非常高，背后是对音乐的热爱、职业精神和极度的自律，我由衷为他感到骄傲。所以我很理解他的粉丝，如果我今天跟他们是一样的岁数，我也会跟他们一样疯狂。 韦唯：不会。我总是会把别人的歌变成我的歌来唱，但也能让观众听到原来的一些风格。唱这些歌之前，其实我也听了周璇等歌手的演唱，然后和我们的乐队一起探索，最后决定就这样去“玩”，希望能让观众听到一点不一样的、韦唯的感觉。 我认为唱歌和绘画有相通之处——都是在塑造角色。每首歌都需要根据作品内涵来调整表现方式，就像演员要适应不同角色一样。当年声乐队选拔标准就像交响乐团招人，要求歌手必须具备多元化的演唱能力。所以我们学声乐时就被要求，不能只会唱一种风格的歌。 在同时代的中国女歌手中，韦唯的声音是独树一帜的。但一开始，她并不被接受。那时候，歌坛流行“气声”，韦唯的声音曾被人形容“像老黄牛一样”。她的外形也不算当时“标准的美女”，要到许多年后，小麦色皮肤才开始流行。 韦唯：我出生在内蒙古，童年在广西柳州度过。上世纪70年代，国内开始兴起流行歌了。1972年，从东南亚回来的华侨带回一些唱片，我在其中听到徐小凤的声音，非常喜欢，心想，我也可以这么唱。 徐小凤的声音浑厚、情感真挚，尤其是她演唱的《顺流逆流》《风的季节》等歌曲，对我影响很深。后来，1992年我去香港演出，在后台见到她，她问我：你来干什么？我说，我是来采访的，其实是来“追星”的。 我还有一个声音的偶像，西班牙女高音蒙塞拉·卡巴耶（Montserrat Caballé），我1978年左右听到她的声音，觉得那就是我自己！我就开始听她唱流行歌，模仿她的声音。但因为我是次女中音，老师都不让碰女高音的作品，说“你这样会把嗓子唱坏的”。 韦唯：我属于次女中音，介于女中音和女低音之间的声音，这是很少见的声音，但我不想被这个标签限制住。我的学习之路，一直是博采众长，可以从不同的人身上学到不同的东西。当然，练习的时候，科学的方法也很重要，我的高音就是后天慢慢训练出来的。 当时，国内声乐界对流行歌是有偏见的，认为流行歌不需要什么唱法、技术，甚至音域只要一个八度就够了。我和郭峰合作《恋寻》的时候，我特意挑战高难度，超过两个八度，可以无缝衔接高音和中音，声乐界一下就哑口无言了。 韦唯：是1987年在波兰参加老牌歌唱比赛索波特国际音乐节的时候。那是中国第一次派出一位歌手参加流行歌曲的国际比赛，就给了我一星期的时间准备，还告诉我必须得拿奖回来。 我还真敢去。那时候，服装、妆容、发型都是自己设计的。去了之后一看，哇，现场有几千人，舞台上是双管大乐队，表演者来自美国、英国、德国等国家，摇滚、爵士，什么风格都有，让人眼花缭乱。 比赛连续4天电视直播，有28个国家的选手，结果没想到，演唱特别奖和最上镜小姐奖都给了我！第二天大街小巷所有报刊的头版头条都是我的封面，回到酒店，大彩屏全是我。那些西方歌手和乐手们都看着我，为我鼓掌，为我欢呼，把花献给我。之前在国内老有人说我皮肤黑，到了那儿才知道，我还是个国际大美女啊，算是扬眉吐气了。那时我才真的感受到，所谓的“一夜成名”是什么感觉。 韦唯：我从小是被父母打大的孩子。我妈妈打我能打断她的棍子，后来就改骂了。我爸也经常敲打我。我从小就发誓，等我今后有了孩子，我绝对不能对他们这样，不碰孩子一根指头，再愤怒也不可以。每次我的孩子说一些让我生气的话，气到我差点说出小时候我妈对我说的那种话来，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的自己，并告诫自己，要做自己想做的那种妈妈。 上观新闻：离婚之后，你一个人把三个孩子养大，如今，他们各自在学业和事业上都有所成就。作为妈妈，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？ 韦唯：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，孩子不是用来教的，他们出生是来教我们的。他们教会我如何去倾听，如何去成长。我不想强加给他们任何的事，我希望他们用喜欢的方式去做自己。 我觉得当妈妈要懂得示弱。当他们遇到问题时，妈妈不是直接给他们一个答案，而是跟他们一起困惑，一起去寻找答案。慢慢地，他们就会自己建立解决困难的思维方式。我很欣慰的是，我和孩子们之间无话不谈。他们各自都很不同，也给了我不一样的爱。 今年初在上海，韦唯在TED×外滩讲起一个故事：在铁路文工团的时候，她经常到各地演出。有一天，团里的音响师“大喜子”对韦唯说：丫头，你的人生能够达到你期待的50%，我觉得就是特别幸福的事儿了。 那时候，年轻而意气风发的韦唯手拿话筒，站在露天舞台上，看着眼前连绵不绝的祁连山脉，并不能理解“大喜子”的话。直到多年以后，那句话所揭示的一切开始层层展开。 韦唯：从小我就是在舞台上长大的，聚光灯总是围着我转。14岁加入铁路文工团以后，有很长时间一直处于高强度的演出之中，感冒、发烧、咳嗽都要上场，步履不停，身体的劳累日积月累。三十多岁时我身体开始出现慢性疼痛。一开始，我拒绝接受这一现实，于是更频繁地去健身房撸铁，与身体的疼痛正面对抗。 然而事与愿违，疼痛反而愈演愈烈。到了48岁时，强直性脊柱炎让我无法行走、无法站立，连动一下眼睛看书都不行。这时候我才明白，不是努力就能打败一切。 韦唯：其实挺难过的，因为真的不舍得。在山上这10年，我失去的不仅仅是舞台，我失去了与所爱之人、与亲朋好友、与孩子们共度的时光，失去了健康，甚至险些失去了生命。 我每天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床上，从白天到夜晚，几乎什么事也不能做，连追剧和看书也不行，因为任何情绪的起伏都会刺激身体带来疼痛。我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放下，放下自我，允许一切发生。 我对自己说：你不是一直觉得挺累的吗？那现在是该休息了。你不要想每时每刻都得到100%，生活不会把一切都给你。现在给你这个，未必给你那个，下一步可能会给你那个，但也可能会夺回这个。 就像在波兰比赛时，所有歌手、乐队都不认识我，但都给我鼓掌、给我献花。我一进公用的化妆间，全是我的花，摆了半个房间。当时我身边的翻译告诉我，把你的花分给其他歌手吧，我当时还特别挑了小小的一捧，因为不舍得给人家这么好的。其实慢慢地，到后来才明白，为别人喝彩是挺骄傲的一件事。 上观新闻：我看到你写给自己的便笺上有三句话：每天早上比太阳早起一点点。在所有关系中看到镜像中的自己。做到角色所需要的所有功课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我要求？ 看到镜像中的自己，是因为我们受情绪左右时，你必须得从对方的角度回看你自己，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决定你的观点。因为对方眼中的我，那也是我，不接受就解决不了矛盾。 幸运的是，歌手这份职业教会了我共情的能力。学声乐时，我们都要学习发声法。有时候，当你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好的时候，老师却说你做错了；而老师说你做得对的时候，你反而感觉自己的声音很糟糕。学习唱歌的过程，也是在学习如何做人，如何跳出自己，换位思考。 做到角色需要的所有功课，就是要学会承担角色的责任——其实我常常觉得，成名就是承受这个名，你得有足够的底蕴，得承担得起。否则就像财富一样，你看那么多中彩票的人，很难守住这些财富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 上观新闻：去年，你和歌手陈婧霏合作了一首《自在》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“再见吧，自我牺牲的时代；狂欢吧，享受最当下的自在”。现在的韦唯，和1989年春晚唱《爱的奉献》的那个韦唯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 韦唯：可能就是年龄的变化。40岁以前，我好像更多地会去为家庭、为事业奉献。等到40岁以后，我开始意识到，爱是需要有边界的，现在的我，不再在意别人的评判。治疗结束下山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要去遇见一群音乐人，再做音乐。《自在》这首歌，正是我想说的话。 韦唯：现在的自己，可以更冷静地看待这个世界，冷静地去想我做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。61岁的我很感激，也很满意。因为今天还能坐在这里聊天，还能和吉安一起唱歌，还能见到那么多可爱的观众，挺美好的。 以前，许多事都是我的生命，爱情是我的生命，音乐是我的生命，我都想要拥有。然而，生命教会了我放下，不在乎得与失，只专注当下。当下，真的特别美好。 韦唯：歌手，1963年生于内蒙古，20世纪80年代因演唱《爱的奉献》《亚洲雄风》等经典歌曲红遍全国，多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。她将民族、美声与流行唱法融合，代表作还包括《恋寻》《今天是你的生日》《命运不是辘轳》等。
